強化視聽表演保護 促進市場繁榮發展

文章來源: 中國知識產權資訊網
發布時間: 2020/4/29 12:51:00

  強化視聽表演保護 促進市場繁榮發展


 

  ——《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生效

 

  2012年6月26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簡稱WIPO)在中國北京召開“保護音像表演外交會議”,成功締結《視聽表演北京條約》(以下簡稱《北京條約》),并于2020年4月28日起正式生效?!侗本l約》為保護表演者權利提供了更完整的國際保護法律框架,以下從具體方面說明《北京條約》產生的諸多變化以及將要帶來的影響。


  內容的變化


  對主體的界定方面,《北京條約》在議定聲明中明確,“各方達成共識,表演者的定義涵蓋凡對表演過程中創作的或首次錄制的文學或藝術作品進行表演的人”,不再區分主要演員與群眾演員?!侗本l約》還將條約保護的受益人定為“系其他締約方國民的表演者”,即“超國民待遇”有可能會形成。


  針對表演者權利客體范圍,《北京條約》將表演者權利客體延伸至“視聽錄制品”,將之定義為“活動圖像的體現物,不論是否伴有聲音或聲音表現物,從中通過某種裝置可感覺、復制或傳播該活動圖像。”


  在精神權利保護方面,《北京條約》第5條第(1)款特別強調精神權利的客體范圍及于“其現場表演或以視聽錄制品”,并且本條條文不允許保留?!侗本l約》周延了對表演者精神權利保護的客體范圍,保障了表演者“表明身份”的權利。關于表演的完整權,《北京條約》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以下簡稱WPPT)的相關規定并無實質性差別,只是對“視聽錄制品”存有保留空間。


  涉及到經濟權利方面,第一,關于尚未錄制的表演的經濟權利與WPPT所規定的一致,但是《北京條約》將表演者鄰接權客體區分為尚未錄制的(現場表演)與已經錄制的(視聽錄制品上的表演),更有利于表演者權利的實施。第二,條約增加出租權規定——表演者享有對其以視聽錄制品錄制的表演的原件和復制品向公眾進行商業性出租的專有權,即使該原件或復制品已由表演者發行或經表演者授權發行。但是,表演者是否享有此項權利還是要按照締約各方的國內法。第三,關于復制權、發行權與提供權,《北京條約》并無大的改動,只是將客體保護范圍延伸至視聽錄制品錄制的表演。第四,《北京條約》授予表演者以廣播或向公眾傳播以其視聽錄制品錄制的表演的專有權,并因此而獲得合理的報酬。我國保留了這一項權利。第五,《北京條約》第12條提出關于權利轉讓制度的新設計,即表演者可以通過簽訂書面合同的方式統一將其表演錄制于視聽錄制品中,如無相反規定或約定,則法定推測為表演者將該視聽錄制品錄制的表演上的復制、發行、出租、提供、廣播權全部轉讓給該視聽錄制品的著作者。本條條文是具有建議性質的,而非強制締約義務。


  產生的影響


  《北京條約》對我國的直接影響就是將進一步推動著作權法的修訂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以下簡稱《送審稿》)已對此做出了回應。具體到我國的視聽表演者,《送審稿》因《北京條約》作出的調整會在精神權利和財產權利兩方面對我國視聽表演者產生影響。


  在精神權利方面,首先,對于視聽表演者來說,精神權利的保護不僅僅是對表演者人格的尊重,亦是提供給表演者更多的機會,尤其是其中表明表演者身份的權利,會直接影響表演者的聲譽和知名度。對表演者精神權利的強調,在將信息網絡作為各種文化藝術主要傳播媒介的今天具有重要意義:既能利用當下各種網絡平臺,如嗶哩嗶哩、微博、抖音等,推動包括民間文學藝術表演在內的各類表演的傳播,又能夠使原本沒有機會登上舞臺表演的演員有了“露臉”的機會,甚至還會讓一些籍籍無名的表演者“走紅”。其次,《北京條約》將表演者限定為自然人,這就意味著該權利只能由作為自然人的表演者個人行使。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斷者,所以個人行使權利顯然較演出團體更能專注于對表演者切身利益的維護。尤其是那些民營演藝團的表演者,其與劇團的地位極為懸殊,對表演者權的歸屬幾乎沒有發言權。所以對這些演員來說,強調其獨為表演者權的原始權利人顯然能有效緩解演藝團對其施加的壓迫,相對提升其談判地位,有利于保護其利益并促進其發展。


  在財產權利方面,第一,當前表演市場的運營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表演者現場進行表演,同時觀眾在現場觀看表演,如話劇表演;二是將表演者的表演進行錄制,將錄制的錄音制品或是錄像制品投入市場流通,如各種綜藝節目?!侗本l約》對于表演者經濟權利的保護是以是否錄制作為區分類別,分別進行規定。這使《北京條約》在我國視聽市場中的實施更為容易,能為視聽表演者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二,實踐中,視聽表演者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其表演的傳播范圍和傳播效率的影響,如相聲就需要不斷吸收新事物、新元素和新手法,表現群眾最關心、最關注的社會焦點,以便保持對觀眾的適應以及與觀眾的平視交流?!侗本l約》權利轉讓條款的設置則恰好能避免視聽表演的傳播遭受不必要的妨礙,還能確保表演者的利益。另外,具體到《送審稿》規定的推定轉讓模式,該權利轉讓模式能夠促進雙方平等地位的構建,維護表演者在雙方合作交流活動中的話語權。尤其對那些知名演員來說,他們更具備談判的優勢,這也就意味著其從中獲益的可能性更大且獲益數額更多。而對于那些尚未大紅大紫的表演者而言,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激勵措施呢?


  結語


  《北京條約》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在中國簽訂、以中國城市命名、以保護表演者權利為宗旨的國際條約,旨在通過加強視聽表演保護、改善視聽表演者的地位,從而激勵視聽表演文化產業發展,達到促進相關經濟市場發展、文化多樣性發展的最終目的。從《送審稿》相關內容可以預見,我國為履行《北京條約》的義務,勢必會加強對視聽表演者精神和經濟利益的保護,總體上則會促進我國視聽表演市場的繁榮和發展。(陳健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研究所副所長;支淑雷;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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